AI 倫理與軍事應用辯論：Anthropic、OpenAI 與 Google 的立場分歧

引言：AI 產業的倫理分水嶺

2026 年初，人工智能產業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倫理考驗。隨着 AI 技術的能力不斷提升，各國政府——尤其是美國國防部——對 AI 技術的渴求也達到了新的高度。然而，AI 開發商與政府之間的合作談判，揭示了一個深層次的矛盾：技術的潛力與倫理的底線之間，究竟應該如何取得平衡？

這場辯論的核心參與者包括三間全球頂尖的 AI 公司——Anthropic、OpenAI 和 Google。它們在與美國五角大樓的合作問題上，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策略和立場。這些分歧不僅關乎企業的商業決策，更觸及人工智能治理的根本問題：AI 應該在軍事和國家安全領域扮演什麼角色？誰有權決定這條界線？

對於香港的企業和 AI 從業者來說，這場發生在大洋彼岸的辯論絕非遙不可及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科技樞紐，正在積極發展 AI 應用，而如何在商業效益與倫理責任之間找到平衡，是每一間採用 AI 技術的企業都必須面對的課題。本文將深入分析這場辯論的來龍去脈，並探討其對香港 AI 生態的具體影響。

Anthropic 的立場：紅線不可逾越

Anthropic——Claude AI 的開發商——目前正與五角大樓就 AI 技術的使用條件進行艱難的談判，雙方陷入了僵局。爭議的焦點在於五角大樓希望獲得對 AI 技術「不受限制的存取權限」(unrestricted access)，而 Anthropic 堅持維護其倫理紅線。

Anthropic 明確劃定了兩條不可逾越的底線：

• 禁止大規模國內監控：Anthropic 拒絕讓其 AI 技術被用於對本國公民進行大規模、無差別的監控活動。這意味着，即使是以國家安全為名，Anthropic 的技術也不應被部署為全面監視公民通訊、行蹤或行為的工具。
• 禁止完全自主武器：Anthropic 堅持 AI 不應在沒有人類監督和決策的情況下，獨立執行致命性的軍事行動。換言之，任何涉及使用武力的決定，都必須由人類作出最終判斷。

這兩條紅線看似簡單，實則反映了 Anthropic 對 AI 安全的根本理念。該公司自創立以來，一直以「AI 安全」作為核心使命，其研究方向亦聚焦於確保 AI 系統的可控性和可預測性。Anthropic 的立場可以被理解為：技術能力的提升不應以犧牲基本倫理原則為代價，無論客戶的身份有多重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Anthropic 並非完全拒絕與政府合作。該公司表示願意在符合其倫理準則的框架下，為國防和國家安全提供 AI 支援。問題在於，五角大樓所要求的「不受限制」使用模式，與 Anthropic 的倫理框架存在根本性衝突。

從商業角度來看，Anthropic 的立場需要相當大的勇氣。該公司目前正處於高速增長階段，最近一輪融資達到 300 億美元，估值高達 3,800 億美元，在業界的模型性能排名中也以 84% 的概率領先。在這樣的商業勢頭下，拒絕一份來自美國國防部的巨額合約，無疑是一個需要深思熟慮的決定。

OpenAI 的五角大樓合約：有條件的合作

與 Anthropic 的僵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OpenAI 於 2026 年 2 月 27 日正式與五角大樓簽署了合約，將為美國軍方開發機密級別 (classified) 的 AI 系統。這是 OpenAI 在軍事領域最為重大的一步棋，標誌着這間公司在「AI 應否服務於軍事目的」這一問題上，選擇了與 Anthropic 不同的路徑。

然而，OpenAI 的合作並非毫無條件。其行政總裁 Sam Altman 明確指出，這份合約包含了具體的使用限制，特別是「禁止大規模國內監控」以及「人類對使用武力承擔責任」(huma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se of force) 這兩項核心條款。

Altman 的表述值得仔細拆解。「禁止大規模國內監控」(prohibitions on domestic mass surveillance) 這一條款，與 Anthropic 的立場幾乎完全一致。兩間公司都認為，AI 不應被用作監視本國公民的大規模工具。這反映出 AI 產業內部對於「國內監控」這一議題，已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。

然而，「人類對使用武力承擔責任」的措辭，與 Anthropic 的「禁止完全自主武器」存在微妙但重要的差異。Anthropic 的表述更為絕對——直接禁止全自主武器的開發和部署；而 OpenAI 的表述則側重於「責任歸屬」——即確保人類在武力使用的決策鏈中保留最終責任。這種措辭上的差異，可能在實際執行中產生不同的結果。

OpenAI 選擇簽約的商業邏輯並不難理解。國防合約往往金額龐大、期限長久，且能為 AI 技術提供獨特的應用場景和測試環境。對於一間正在從非牟利組織轉型為營利企業的公司來說，政府合約代表着穩定且可觀的收入來源。更重要的是，國防領域的 AI 應用可以推動技術在極端條件下的發展，這些經驗和技術突破最終可能惠及民用領域。

但 OpenAI 的決定也引發了不少爭議。批評者指出，所謂的「防護欄」(guardrails) 在實際操作中可能難以有效執行。一旦 AI 系統被部署在機密環境中，外部的監督和審查將變得極為困難。技術上的承諾是否能轉化為實質的約束力，目前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。

Google 與員工的內部角力

Google 在 AI 軍事應用的問題上，有着一段複雜的歷史。早在 2018 年，Google 就因為 Project Maven（一個為五角大樓提供 AI 圖像分析的項目）而引發了大規模的員工抗議，最終導致公司退出了該項目，並發佈了一套「AI 原則」，明確排除了將 AI 用於武器開發的可能性。

然而，隨着地緣政治局勢的變化和 AI 軍事應用市場的持續擴大，Google 的立場也在逐步調整。目前，Google 的 Gemini 模型已經被五角大樓用於非機密級別的任務，而雙方也在就機密級別工作的合作進行談判。

在這場辯論中，Google DeepMind 的首席科學家 Jeff Dean 發表了一項引人注目的聲明，指出大規模監控「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」(Fourth Amendment)。第四修正案保障公民免受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，Dean 的表態將 AI 倫理問題直接與憲法原則連結起來，賦予了這場辯論更深層的法律意義。

Dean 的發言代表了 Google 技術領導層中一種重要的聲音：AI 的軍事應用不僅是一個商業或倫理問題，更是一個憲法問題。如果政府利用 AI 對公民進行大規模監控，本質上就是在進行大規模的「不合理搜查」，這與民主社會的基本法治原則相悖。

Google 面臨的困境在於，作為一間同時經營搜索引擎、雲端服務和 AI 技術的巨型企業，其與政府的關係本身就是多層次、多面向的。完全拒絕與國防部門合作，可能影響其在政府雲端服務市場（包括商業部門和民用機構）的競爭力；但過度配合軍方的需求，又會引發員工反彈和公眾信任危機。

三百多名員工的公開信：業界良心的集體發聲

這場辯論中最引人注目的發展之一，是超過 300 名 Google 員工和 60 多名 OpenAI 員工聯合簽署了一封公開信，表態支持 Anthropic 在五角大樓談判中所堅持的立場。這封公開信的規模和跨公司性質，在 AI 產業的歷史上實屬罕見。

這些員工來自不同的部門和層級，包括工程師、研究員、產品經理和設計師。他們選擇公開表態，冒着可能影響職業發展的風險，反映出 AI 從業者對倫理問題的深切關注已經超越了企業忠誠度的範疇。

公開信的核心訊息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：

• AI 不應成為大規模監控的工具：簽署者認為，利用 AI 進行大規模國內監控，不僅違反了公民的基本權利，更會侵蝕民主社會的根基。
• 武力使用必須有人類把關：AI 在軍事行動中可以輔助分析和提供建議，但使用致命武力的最終決定權必須保留在人類手中。
• 企業有責任設定倫理邊界：AI 公司不應該僅僅因為客戶的要求就放棄自身的倫理準則，特別是當這些準則涉及基本人權時。

值得深思的是，這些簽署者中包括 60 多名 OpenAI 的員工——也就是說，他們所屬的公司剛剛與五角大樓簽署了合約，而他們卻公開支持 Anthropic 的更為嚴格的立場。這種「內部異見」的存在，說明即使在已經做出商業決策的公司內部，倫理方面的擔憂依然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。

從組織行為學的角度來看，這種跨公司的員工聯合行動反映了 AI 產業的一個獨特現象：技術人才的高度流動性和社群連結，使得不同公司的員工能夠在共同的價值觀基礎上迅速組織起來。這種「行業良心」的集體表達，對企業的決策層構成了相當的壓力。

五角大樓的 AI 佈局現狀

要全面理解這場辯論，我們需要了解五角大樓目前的 AI 使用狀況。美國國防部目前已經在使用多款商業 AI 產品來處理非機密級別的任務，包括 xAI 的 Grok、Google 的 Gemini 以及 OpenAI 的 ChatGPT。這些工具主要用於文件分析、資訊摘要、翻譯和後勤規劃等非敏感工作。

然而，五角大樓的野心遠不止於此。目前正在推進的談判，是要將 AI 技術引入機密級別的軍事工作。這意味着 AI 將可能接觸到國家機密資訊，並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關鍵決策中發揮作用。這是一個質的飛躍，因為機密環境中的 AI 應用涉及更高的風險和更複雜的責任問題。

五角大樓推動 AI 軍事化的背景是多方面的：

• 大國競爭的壓力：美國認為在 AI 軍事應用方面保持領先地位，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關鍵。其他主要軍事大國也在積極發展 AI 武器系統和情報分析能力。
• 信息處理的需求：現代軍事行動產生的數據量遠超人類分析能力的極限，AI 能夠大幅提升情報處理和戰場態勢感知的效率。
• 決策速度的競爭：在高速變化的軍事環境中，AI 輔助決策可以縮短反應時間，這在某些場景下可能具有戰略意義。
• 資源優化：AI 可以優化後勤、維護和人力資源管理，減少浪費並提高軍事行動的效率。

五角大樓選擇同時與多間 AI 公司進行談判，而非依賴單一供應商，這本身就是一種策略考量。通過引入競爭機制，軍方可以在價格和條件上取得更有利的位置，同時降低對單一供應商的依賴風險。然而，不同公司對倫理底線的不同態度，使得這場談判變得異常複雜。

全球監管格局：歐盟、美國與香港的不同路徑

歐盟：立法先行的典範

歐盟 AI 法案 (EU AI Act) 已經正式生效，成為全球首部全面規管 AI 的立法。該法案採用「風險分級」的監管模式，將 AI 系統根據其潛在風險分為四個等級：不可接受的風險、高風險、有限風險和極低風險。其中，被歸類為「不可接受的風險」的 AI 應用將被直接禁止，包括社會評分系統和某些形式的生物特徵識別。

歐盟 AI 法案中與本次辯論最為相關的條款，是對「實時遠程生物特徵識別」(real-time remote biometric identification) 的嚴格限制。在公共場所進行的大規模面部識別被歸類為「不可接受的風險」，只有在極少數例外情況下（如搜索失蹤兒童或防止恐怖襲擊）才被允許使用。這一規定與 Anthropic 反對大規模監控的立場高度一致。

然而，歐盟 AI 法案也為軍事和國家安全用途留下了豁免空間。該法案明確指出，其規定不適用於「專門為軍事目的開發或使用的 AI 系統」。這意味着在歐盟的法律框架下，AI 的軍事應用仍然是一個相對缺乏明確規範的領域。

美國：行業自律與政府指引並行

美國目前尚未制定聯邦層面的全面 AI 立法。拜登政府於 2023 年發佈的行政命令 (Executive Order on AI) 雖然為 AI 安全和監管設定了框架，但其法律約束力有限。在軍事領域，美國國防部有自己的「AI 倫理原則」，強調「負責任」(responsible)、「公平」(equitable)、「可追溯」(traceable)、「可靠」(reliable) 和「可治理」(governable) 五項原則。

然而，這些原則更多是指導性質而非強制性規定。在實際操作中，AI 在軍事領域的使用邊界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 AI 供應商的自我約束和合約條款的談判結果。這正是 Anthropic 與五角大樓僵局的制度背景——在缺乏明確法律規範的情況下，倫理底線的設定成為了商業談判的一部分。

香港：務實的情境式規管

香港目前並沒有制定專門的 AI 法律。特區政府採取的是「情境式」(context-based) 的規管方式，即根據 AI 的具體應用場景，援引現有的法律框架進行規管。例如，AI 在金融服務中的應用受到金融管理局和證監會的監管；AI 涉及個人資料處理的，則受到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的約束。

2024 年 7 月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佈了《人工智能：個人資料保障模範框架》(Ethical AI Framework)，為企業使用 AI 提供了指引。這份框架強調了以下幾項原則：

• 透明度：企業應清楚告知用戶其數據如何被 AI 系統使用
• 問責性：企業應為 AI 系統的決策結果承擔責任
• 公平性：AI 系統不應產生歧視性的結果
• 人類監督：在高風險決策中，應保留人類審查和干預的機制
• 數據管治：用於訓練和運行 AI 的數據應得到妥善管理和保護

香港的這種規管方式有其優勢：靈活性高，能夠適應快速變化的技術發展，避免過早立法可能帶來的僵化問題。然而，也有批評者指出，缺乏專門的 AI 法律可能導致監管的灰色地帶，特別是在跨行業的 AI 應用方面。

對香港企業的啟示：負責任的 AI 應用

Anthropic、OpenAI 和 Google 之間的這場辯論，看似與香港的商業環境相距甚遠，但它揭示的核心問題——企業在使用 AI 時應該遵循什麼樣的倫理原則——與每一間採用 AI 技術的香港企業息息相關。

建立企業 AI 使用政策

香港企業在導入 AI 工具時，應該參考國際 AI 倫理的發展趨勢，制定自己的 AI 使用政策。這不僅是合規的需要，更是建立客戶信任和品牌聲譽的重要手段。一份完善的企業 AI 使用政策應涵蓋以下範疇：

• 數據使用規範：明確界定哪些數據可以被輸入 AI 系統，如何處理客戶的個人資料，以及數據保留和刪除的政策。
• 決策透明度：對於使用 AI 輔助的重要決策（如信貸審批、人才招聘、客戶風險評估），應確保決策過程的可解釋性，並告知受影響的相關方。
• 人類監督機制：在高風險的 AI 應用場景中，建立人類審查和干預的流程，確保 AI 的建議或決定不會在沒有人類把關的情況下直接執行。
• 偏見檢測與糾正：定期審查 AI 系統的輸出，檢查是否存在系統性偏見，並在發現問題時及時採取糾正措施。
• 供應商評估：在選擇 AI 工具供應商時，將其倫理政策和安全記錄納入評估標準。

行業特定的考量

不同行業的 AI 應用場景有其特殊性，企業在制定 AI 政策時需要考慮行業特有的倫理風險：

• 金融服務：AI 在信貸評估、投資建議和反洗錢監控中的應用，涉及金融公平性和客戶權益保障的問題。香港金融管理局對 AI 在銀行業的使用已有明確指引。
• 醫療健康：AI 輔助診斷和治療決策需要高度的準確性和可靠性，錯誤的 AI 建議可能直接影響患者的生命安全。
• 零售與電商：AI 驅動的個性化推薦和定價策略，需要在商業效率和消費者公平之間取得平衡，避免價格歧視等問題。
• 人力資源：AI 在簡歷篩選和面試評估中的應用，可能產生對特定群體的系統性偏見，企業需要格外謹慎。
• 法律服務：AI 在法律研究和文件起草中的應用，涉及專業責任和客戶保密的問題。

客戶信任與品牌價值

從商業策略的角度來看，負責任的 AI 應用不僅是一種倫理義務，更是一種競爭優勢。隨着公眾對 AI 倫理的關注度不斷上升，能夠展示其負責任使用 AI 的企業，將在贏取客戶信任方面佔據有利位置。

Anthropic 在五角大樓談判中堅持倫理底線的案例，為企業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啟示：短期的商業利益不應凌駕於長期的信譽和價值觀之上。對於香港的企業來說，在 AI 應用中展現透明、負責任的態度，有助於建立與客戶、員工和監管機構之間的信任關係。

展望：AI 倫理的未來走向

這場圍繞 AI 軍事應用的辯論，實際上反映了一個更為宏觀的問題：隨着 AI 能力的持續提升，社會應該如何劃定 AI 使用的邊界？

技術能力與倫理約束的張力

AI 技術的發展速度遠超倫理和法律框架的演進速度。今天被認為是「科幻」的應用場景，可能在一兩年後就變成現實。這種速度上的不匹配，意味着我們不能依賴事後立法來解決所有問題，而需要建立一種「前瞻性的倫理文化」——在技術被廣泛部署之前，就對其潛在風險進行充分的評估和討論。

Anthropic、OpenAI 和 Google 之間的分歧，恰恰反映了這種張力。它們的不同立場，本質上是在回答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面向：在技術能力允許的範圍內，我們「應該做什麼」和「不應該做什麼」。

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博弈

未來的 AI 倫理框架，不會由任何單一方面決定。它將是政府（監管和政策制定）、企業（技術開發和商業應用）、員工（技術實施和內部監督）、學術界（研究和建議）和公民社會（公眾利益和權利倡導）等多方利益相關者博弈的結果。

300 多名 Google 和 OpenAI 員工的公開信，就是這種多方博弈的一個縮影。員工不再只是被動地執行公司決策，而是主動地參與到 AI 倫理的討論和決定中來。這種「從下而上」的倫理推動力量，將在塑造 AI 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。

國際協調的必要性

AI 技術的全球性特質，意味着單一國家或地區的監管努力可能不足以解決所有問題。歐盟 AI 法案、美國的行政命令和行業自律、香港的情境式監管，各有其優劣。未來可能需要某種形式的國際協調機制，來確保 AI 倫理標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。

然而，國際協調面臨着巨大的挑戰：不同國家對國家安全、公民權利和經濟發展的優先排序不同，要在這些根本性的價值取向上達成共識，將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。

總結與行動建議

Anthropic 與五角大樓的僵局、OpenAI 的有條件合作、Google 內部的持續角力，以及數百名 AI 從業者的公開信——這些事件共同構成了 2026 年初 AI 產業最重要的倫理敘事。它們告訴我們，AI 的發展不僅僅是一場技術競賽，更是一場關於價值觀和責任的深層次對話。

對於香港的企業和 AI 從業者而言，這場辯論提供了幾個重要的啟示：

• 倫理不是障礙，而是競爭力：Anthropic 的估值在堅持倫理底線的同時持續攀升，證明了負責任的 AI 發展與商業成功並不矛盾。企業應將 AI 倫理視為品牌價值的一部分，而非僅僅是合規成本。
• 員工的聲音不容忽視：AI 人才是稀缺資源，而有良知的技術人才更傾向於為重視倫理的企業工作。企業在制定 AI 策略時，應充分聽取技術團隊的意見。
• 主動合規優於被動應對：雖然香港目前沒有專門的 AI 法律，但全球監管的趨勢是日益嚴格。主動建立內部的 AI 使用規範，比等到法律出台後被動應對要有利得多。
• 持續學習是必需：AI 技術和相關的倫理、法律環境都在快速變化。企業和個人都需要持續學習，才能在這個不斷演變的領域中做出明智的決策。

在 AI 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，理解 AI 倫理的最新發展，不再只是學術界或政策制定者的專利。每一位使用 AI 工具的專業人士、每一間導入 AI 技術的企業，都有責任思考自己在這場倫理對話中的位置和角色。

如果你希望更深入地了解 AI 技術的應用方法以及相關的倫理考量，歡迎瀏覽我們的 AI 課程。導師 Ivan So 在課程中不僅會教授 AI 工具的實際操作技巧，還會涵蓋 AI 在企業應用中的倫理準則、風險管理和合規要求，幫助學員全面掌握負責任使用 AI 的知識和技能。

本文由 AI Course Hong Kong 導師 Ivan So 撰寫。如有查詢，歡迎電郵至 ivan@hdcourse.com。